随着流动人口增多，尤其是毕业大学生、低收入的打工族，“群租族”不断增加。而由群租引起的纠纷，如租房者们同房主间的矛盾，地下合同、二房东现象涌现等，也层出不穷。如何整治群租乱象，成为立法者和城市管理者共同的课题。（人民日报 11月4日）
一群人合租一间房，每人分得弹丸地，这是对群租族的现实写照。群租之果，就是小区人口膨胀，公共设施使用紧张，既影响了邻里生活，又带来了治安隐患。也正因群租乱象，许多城市对应之策是重拳、众拳出击，大力整治。
但群租族，真的能一禁了之吗？审视群租族，是应偏重于“整治思路”，还是“关怀视角”？这个问题，关乎城市管理者的施政伦理与智慧，更关系到“漂”族的切身利益。因为群租族现象，不只是个公共秩序问题，更是个民生问题。
对于广大的群租族，“住有所居”只能是“非不愿也，实不能也”的奢望——因为收入太低，房价太高，且没有“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政策庇护。是穷困潦倒的命运，逼仄狭小的生活空间，将他们逼到了城市的一角，无路可进。
所以，群租房也就俨然与“贫民窟”无异。它因为租金较廉，而有了“存活”于城市边缘的价值，对于群租族们而言，它是城市的收容地，更是改变生存命运的重要契机，是实现“城市梦想”依托的不二选择。
群租房托起了漂族的卑微愿景，或宏大理想，但无可否认，它滋生的种种问题，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如居住环境混乱、不卫生，人际难免的信任隔阂与摩擦；更深层次的，是用房从住宅私自转换为“经营性用房”的合法性疑难，房主、租者间的承租关系等。如果不及时纠偏，矛盾可能激化为群体性冲突，社会稳定都得不到威胁，而承租两方的权益可能受损。
这就造成了管理时的困境：一方面是弱势人群的基本生存权、发展权，一方面却是对社会秩序的冲击。天平偏向哪边，都意味着权衡上的价值导向。
就像学者易宪容说的，“群租折射的是外来人口在城市住房难”。城市管理者应当正视群租症候，更要多些“民生为上”的考量。要知道，采用“限定房屋出租条件”“制定人均承租面积”等“设门槛”方式去禁止，还不如积极疏导，对群租房有条件性的许可，对群租族行为给予更多人文关怀，也缓解矛盾，发现漏洞打上补丁。当然，这是治标方法，更根本的，是长远的住房制度和保障制度的完善。
“倒洗澡水时，别把孩子也一同倒掉了”，西哲说。对于群租同样如此，治理乱象时，也把群租族的容身之地也一块清掉了。审视群租族，关怀才是至关重要的。